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方面，近年来，东莞全面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深化党领导下的基层协同共治，大力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改革试点，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东莞法治东莞，大力促进社会共建共治共享，形成了党委、政府、社会、公众携手参与的社会治理共同体。
“东莞义警”“个人调解室”……这些东莞提升和完善基层协同共治的鲜活探索，不断维护着东莞的和谐与稳定。
基层强，东莞才能强，社会才能稳。站在“双万”新起点上，对东莞的社会治理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社会治理工作该如何加强创新，加快走向现代化，为新形势下东莞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保障？党代会来临之际，《东莞日报》记者专门采访了东莞理工学院法律与社会工作学院院长、教授郑玉敏和东莞理工学院法律与社会工作学院副院长、副教授朱晓红，探讨社会治理工作的新途径。
关键词：平安文化
把东莞平安文化建设打造成全省知名品牌
近年来，立足于本外地人口严重倒挂的特殊市情，东莞推进以“人人友善，人人平安”为核心理念的平安文化建设。
东莞的平安文化建设从2018年提出后开始试点探索，历经2019年全面铺开，到2020年明确平安文化品牌化建设。
在2020年3月21日出台的《中共东莞市委 东莞市人民政府关于营造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的意见》明确指出“加强平安文化品牌建设，力争到2021年将东莞平安文化建设打造成全省知名品牌。”
“实践证明，东莞开展平安文化建设既符合中央的精神，也契合东莞的社会特点。”郑玉敏告诉记者，东莞的平安文化建设立足东莞特殊的人口结构，以“人人友善、人人平安”为核心内容，聚焦企业平安文化建设、以项目运作为路径；通过鼓励多方共建、践行人人参与，把平安文化作为东莞社会治理和市域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抓手，努力营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形成了具有东莞鲜明的自身特色平安文化品牌，为探索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提供了一个良好样本。
接下来，东莞的平安文化建设工作还有哪些方面可以进一步推进和完善呢？郑玉敏建议东莞可以制定平安文化品牌建设规划的同时，建立平安文化建设评估和考核体系，把东莞平安文化建设打造成全省知名品牌。
此外，东莞应该加强平安文化的平台、载体、手段和队伍建设，以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所、站）建设为契机，把平安文化融入到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参考东莞企业平安文化建设的做法，制定东莞平安出租屋建设工作指引。
据了解，目前各镇街都结合自身实际进行探索形成了特有的平安文化建设项目。
比如横沥镇的“益企啡吧”，共治协会等通过“政校企社村”共建机制打造平安文化建设的综合共治阵地；虎门通过“社校共融共建”机制实施护苗助长。
朱晓红认为，东莞平安文化的逐步推开满足了居民对平安家园的向往与追求，这在一定程度上也为扩大居民参与平安文化建设营造了良好的氛围。
朱晓红建议，东莞可以从三方面去加强对平安文化建设的推进：重点培育社会治理类社会组织，包括心理健康类、矫正安帮类、法律援助类、纠纷调解类等社会组织，提升社会组织参与平安建设的活力；引导居民参与制定自治章程、居民公约和村规民约，依托商会、行业协会建立企业社会责任联盟，引导企业参与平安建设项目；培育村级平安类社会组织，引导各村成立乡贤参事类、平安巡防类、乡风文明类、志愿服务类、邻里纠纷调解类村级社区社会组织，为村级社区社会组织在组织运作、培育孵化、管理咨询、人才队伍等方面提供支持。
关键词：多元调解
构建开放式、模块化网上矛盾纠纷化解平台
东莞通过整合基层力量和资源，不断完善“诉前联调”机制，先后建立了医调委、交调中心、平安建设促进会、中立法律服务社、金调委等第三方调解平台，充分发挥专业性、行业性人民调解组织对矛盾纠纷的预防化解功能；注重引导“莞香花”“白玉兰”“心灵驿站”等社工机构和异地商会等社会组织参与矛盾纠纷化解工作，形成互动共治良好格局；建立了“1+15”维稳长效机制、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等机制体制、劳资纠纷联动治理工作机制，从源头上加强防范矛盾纠纷。
“通过以上有力举措，东莞市矛盾化解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为服务保障东莞的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郑玉敏认为，东莞市矛盾多元化解机制日益完善、平台初具规模，逐渐在推进矛盾多元化解工作中形成了“东莞模式”。
郑玉敏认为，今后可以从四个方面去完善基层多元调解机制：加强专业性行业性调解组织建设，确保调解的专业、客观、中立；加强调解员队伍建设，提高调解员素质；进一步规范调解程序，确保调解公正规范；进一步发挥东莞特色的外来乡贤参与调解的“老乡调老乡”和“个人调解工作室”等的作用。
目前，东莞已形成以镇（街道）人民调解委员会为主导、村（社区）人民调解委员会为基础，企事业单位、工业园区和行业性（专业性）人民调解委员会为触角，纵向到底、横向到边的多层次、宽领域的人民调解组织网络体系。
朱晓红认为，东莞要高度重视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工作。接下来，可以通过进一步完善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联动的工作体系，充分发挥综治中心在整合资源化解矛盾纠纷的积极作用；有效整合资源，构建开放式、模块化、多元化网上矛盾纠纷化解平台，实现社会矛盾纠纷化解的流程导航与全过程周期管理；探索网格员、楼栋长、平安志愿者等的联动模式，鼓励和引导律师、社工等专业队伍，异地商会、平安建设促进会等社会组织以及“莞香花”“白玉兰”“心灵驿站”等社工机构参与社会治理和矛盾化。
关键词：新的探索
党建引领多元共治完善基层治理体系
目前，东莞的常住人口已经破千万，GDP也即将迈入万亿元大关，站在“双万”新起点上，对社会治理工作也必将提出更高的要求。
基于东莞四个比较特殊的市情，郑玉敏建议，接下来，东莞的社会治理工作可以从四个方面去进一步探索和完善：基于东莞特殊的行政架构，东莞基层社会治理任务艰巨，东莞市委、市政府应该在市域治理现代化中充分发挥顶层设计的作用；基于东莞特殊的人口结构，东莞必须不断完善外来人口参与社会管理的各项机制；基于东莞人口来源的多元化特点，东莞应该重视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不断完善相应的体制和机制，特别是东莞异地商会、工商联以及新阶联等分布较为广泛，代表较为广泛的社会组织的作用；基于东莞社会发展的特殊性，住宅小区成为东莞陌生人社会的代表场域，因此要完善物业小区管理机制，充分发挥业主自治的作用。
朱晓红认为，东莞“双万”城市新起点所面临的困难之一是人口大规模集聚和人口管理服务能力不足的矛盾。对此，她建议，加强服务供给、提供精细化的城市管理。通过创新“五社联动”机制，推进社区、社会组织、社会工作者、社区志愿者、社会慈善资源联动发展，将会实现社会需求与社会资源的精准对接，助推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
此外，朱晓红建议将“基层党建”与“基层治理”升级提质工程相结合，以党建引领多元共治，完善基层治理体系；以开放合作统筹共建，凝聚区域发展动能；以区域共融公平共享，凝心聚力共谋新篇，推动从严治党“高要求”与社会治理“高效能”相得益彰，切实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和满意度，打造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助力“双万”城市建设。
郑玉敏：东莞市委、市政府应该在市域治理现代化中充分发挥顶层设计的作用；不断完善外来人口参与社会管理的各项机制；重视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完善物业小区管理机制，充分发挥业主自治的作用。
朱晓红：加强服务供给、提供精细化的城市管理。通过创新“五社联动”机制，推进社区、社会组织、社会工作者、社区志愿者、社会慈善资源联动发展，将会实现社会需求与社会资源的精准对接，助推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
记者：刘志斌
原载于《东莞日报》2021年11月19日第A06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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